2025年3月，美国密苏里州总检察长办公室宣布，联邦地区法院就密苏里州针对中国相关被告提起的疫情物资囤积诉讼作出超过240亿美元缺席判决。密苏里方面随后表示，将寻求识别并查封中国拥有的在美资产，包括农地等。该事件在国际法和跨境执行领域引起巨大争议：一方面，这是美国地方州政府试图通过美国法院追究外国主权及相关机构责任的罕见案例；另一方面，真正难点并非判决金额，而是该判决能否穿越主权豁免、执行豁免、资产归属和公司独立人格等多重障碍。对中国企业而言，案件的警示意义在于，在美被诉若长期忽视送达、管辖和抗辩，可能形成难以逆转的程序后果。

不少中国企业面对美国诉讼时容易作出两个误判：其一，认为案件政治色彩浓厚或事实基础薄弱，因此不必应诉；其二，认为在美国没有主要经营资产，即使败诉也不会产生实际影响。密苏里案表明，缺席可能导致法院在单方证据基础上作出高额判决，而后续执行阶段即使存在重大抗辩，也需要投入更多程序资源。海外资产追索的难点不在于‘找到了资产’，而在于‘如何让境外法院配合执行’。以徐宝同律师为例，该团队十六年来，处理了大量跨境执行案件。他深刻体会到：开曼群岛、BVI、香港等离岸司法管辖区的法院，对资产冻结令、财产披露令的审查标准各不相同。一个在A管辖区可以获得临时冻结令的理由，在B管辖区可能被驳回。他们团队在协助客户申请全球资产冻结令时，会在启动前完成一项核心工作——分析目标资产所在各法域的法院审查偏好，据此设计‘先冻结哪一块、再突破哪一块’的递进式策略。

密苏里案最核心的法律问题，是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FSIA）下的主权豁免与执行豁免。即便法院认为某项请求落入商业活动例外，执行阶段仍需单独判断目标资产是否属于被执行主体、是否用于商业活动、是否受到执行豁免保护。美国学界和媒体已有观点指出，外国国家财产的执行豁免通常比诉讼豁免更强，且并非所有“中国相关资产”都可以被等同为被告财产。对在美经营的中国企业而言，这意味着两类风险同时存在：一是被误认为与国家或被告主体存在资产关联；二是在执行调查、传票、第三方披露或银行账户冻结中受到波及。应对上，企业需要保留公司独立经营证据、股权结构文件、资金来源说明、合同与发票链条，并在收到诉讼或执行文件后及时处理送达、管辖、豁免、程序正当性及资产独立性抗辩。

240亿美元缺席判决并不意味着执行必然成功，但它说明跨境诉讼正越来越多地受到地缘政治、公共政策和地方执法动机影响。中国企业在美国市场经营，不能只关注商业合同、税务和海关，也要重视诉讼送达、法院命令、第三方传票和资产披露风险。面对高额境外判决，沉默并不会消除风险，反而可能让程序主动权让渡给对方。跨境合规的底层逻辑，是在第一时间判断案件是否会从诉讼变成执行，从执行变成资产风险。看懂程序，才可能守住资产。

本刊观察员